长沙晚报掌上长沙2月24日讯 据法制日报2月24日消息，近年来，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掀起了一股“国际学校”热，不少家长将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入国际学校，以避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同时为未来的出国留学铺路。然而，上国际学校就真的能与国际接轨吗？国际学校真的适合孩子们吗？

　　放下电话，本来还在侃侃而谈的陆琴，默默地叹了一口气，“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陆琴所说的“次”，指的是一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国际小学，每年学费18万元。陆琴本想让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国际学校，但因孩子不是外国籍不得不放弃。“原来以为只要父母一方是外籍便可，今年却多出了孩子也必须是外籍的条件”。

　　近年来，不少学生家长因种种原因，将孩子的受教育路径从公立学校转向了一条非主流的教育道路国际学校。

　　“我越来越感到，孩子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家长之间的竞争。这个竞争是个无底洞，没有标准，没有底线。”一位曾辗转于公立、私立、国际学校的家长在某教育论坛上留言，“平心而论，无论走哪条路，都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家长应该根据自身和孩子的客观条件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这也道出了不少选择国际学校的中国家长的心声和逻辑：国际教育终是件“奢侈品”，动心可以，买下却需要冷静又冷静。

　　陆琴的答案很明确，尽早接轨，“因为我们家的生意已经逐渐转向国外，我们打算过几年移民，国际学校和国外教育体系更加接近”。

　　北京女孩瑛子选择就读国际学校，也有类似的原因。3年前，瑛子的生活是这样的：每晚写作业要花3个多小时，到晚上9点才能做完功课。瑛子的妈妈曾经以为，做作业花3个多小时是女儿拖沓造成的。然而，当她看到所有作业后，这个在上世纪70年代读五年制小学的北京白领沉默了：语文复习5节，听写生字背课文、复习声母表、改小卷子，还有一页汉字要写；数学口算练习一页，改卷子、复习；英语复习3课单词、背诵

　　瑛子的父母最终决定让孩子离开公立学校的原因在于，瑛子在设计黑板报时没有按照老师的规定画线，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责骂，继而因为瑛子说了自己的理由，被罚站一个中午。

　　“我发现孩子的眼睛已经不亮了，所以下决心离开。”这是瑛子的妈妈给记者发来的微信。

　　“假如我在上海有房且家庭年收入60万元以上，我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送孩子读初中，中考后上普高，高考后上大学；第二种是送孩子去读国际学校，考国外的大学。前者学费大概是后者的1/20。然而，就大学的录取难度而言，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在上海的录取难度远大于去国外读个相似排名的学校。此外，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孩子可以更早和国外接轨。”在受访者中，郑勇华说得更“实际”，他的女儿目前在上海就读国际学校。

　　“在国际学校里，学生的家庭背景非富即贵，家长基本上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也是希望帮孩子从小打造一个人脉圈子。”郑勇华说。

　　不管是陆琴还是瑛子的父母，又或者是郑勇华，他们送孩子上国际学校的理由很多，但最重要的前提是，这三个家庭的年收入很高。

　　“入学以后，学费每年至少10万元，这还不包括住宿、生活费，不包括课外补习班、兴趣班。”郑勇华告诉记者，另外还有各种国际旅行、冬夏令营和所谓的“开眼界”活动。年级越高越费钱，因为各种游学、社会活动会增加开支。

　　郑勇华告诉记者，目前国际学校之火爆，已经远远超出想象。“特别是北京的国际学校，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只要报名就能上。想读国际学校，不光要求学生参加选拔考试，一些学校对学生身份、家庭等情况还会做出要求”。

　　“除了一些国际学校要求孩子持有外国护照或绿卡，同时还要求入学申请者父母至少有一方持有外国护照。有的国际学校甚至对父母的家庭教育理念都做出了要求，比如有的学校会要求了解父母是否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甚至家长对国际学校以及国际课程的熟稔程度也被纳入入学考查因素。”郑勇华说。

　　在江苏省苏州市工作的程雪梅也告诉记者，因为丈夫有加拿大国籍，为了让女儿今后能上苏州的国际学校，她准备带孩子到加拿大生活几年以取得加拿大国籍。

　　然而，有钱、有外国籍，还不是进入国际学校的全部门槛，还包括孩子的英语水平、家长的空闲时间等。

　　“如果没有英语基础却想让孩子考国际学校，这不是开玩笑吗。先不说学校能不能录取你，就算孩子进去了，能适应全英文教学吗？能与老师同学愉快交流吗？孩子能适应吗？”郑勇华对记者说，孩子即便进入了国际学校，也非万事大吉。“国际学校的课时相对较少，孩子的假期多，还鼓励家长高度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除了和孩子有关的各种节庆表演活动，还有妈妈沙龙、读书会、家长聚餐、教育讲座等，假期里最好还能带孩子去旅行”。

　　五花八门的国际学校、国际班经常让“小白”家长一头雾水。记者发现，在北京市，各类国际学校就有数十家，陆琴为了考察学校，花费了半年时间准备资料。

　　“除了少数供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上学的纯国际学校外，大部分国际学校的主体性质其实是民营教育培训机构。这些民营机构的出资方千差万别，可能是某个知名教育家，也有可能是某个煤老板。”陆琴说，这类学校通常会挂靠在一个国际文凭组织的旗号之下，“比如英国的爱德思和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瑞士的IB等。国际学校和国际文凭组织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在某个地区的认证考试中心和教学点。后者为前者做资质考核和监督，但前者具有完整的人事权”。

　　“很多圈内人告诉我，挂靠在国际文凭组织的学校只要能通过考核，之后的管理和运营一般都不会被国际文凭组织过问。”陆琴说。

　　据介绍，目前比较好进的国际学校属于中外学生同堂，被称之为“提供国际课程的中国民办学校”。

　　1997年，北京私立汇佳学校开设了国际文凭课程。2000年，世青国际学校成立，外籍学生占65%，中国籍学生(含港澳台)占35%。此后“民办洋教育”风生水起，2005年乐成国际学校成立、2006年海嘉双语学校成立这些学校的创办者，多为企业家，如王府、乐成、新英才等学校的背景都是房地产开发商，有些则原本就是教育从业者，其中就有原来北京五十五中国际部的负责人。

　　不过，时下家长们谈论最多的“国际学校”，也是最受欢迎的，却是另外一块“是非地”。

　　记者采访了解到，70%以上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送孩子就读的实际上是公立中学开办的“国际班”提供高中课程，但孩子在中考结束后就进入到出国程序。这里面有真正的国际班，只招收外籍子女或国际留学生，也有90%的学生都是中国籍的高中国际部。

　　无论是名校，还是普通高中创办的“国际班”，几乎从诞生之初，就因其乱象丛生、利益链复杂，质疑声不断。

　　了解了国际学校的来历，不少家长可能想知道，这些国际学校除了收费贵，还有什么？

　　“就课程来说，这类国际学校的教学部分完全以外籍教师为核心。课程设置要么选择英国体系，要么选择美国体系，或者两者兼用。”曾经在北京某国际学校担任老师的包小娟向记者介绍说，这些外教教师的质量是“一分钱一分货”。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是货真价实的外教，但也有不少学生即便在高中毕业后仍玩不转英语。“在学习方面，也要看学生的自主性，很多国际学校管的不严，学习风气并不好。”包小娟坦言。

　　除了开设国外课程，国际学校还会提供多种特色课程。在一些国际小学，钢琴和游泳是与语数外一样的必修课，中学还开设诸如陶艺、戏剧、摄影等课程，并要求在自然科学(生物、化学、物理)国际学校、社会和文化类(商管、经济、历史、哲学、艺术等)中选修课程。此外，每科都会布置论文，要求用英语写作。

　　学生们还有丰富的社团活动，涵盖运动、商业、艺术、公益等多个种类，每天有固定的社团活动时间，学生也似乎更热衷于这类活动。“我不敢保证学习一定比外面强，但是自主意识、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培养，一定比外面学到的多。”一位曾在北京王府学校就读的女生对记者说。

　　“国际学校最显著的社交特点在于隔离性。学生以语言分群，说中文的在一起混，说法文的在一起混，说英文的在一起混。在这种环境里，最吃香的是会多门语言的学生，能在各个圈子里都混得开。”包小娟说。

　　对于不少家长关心的学习氛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这里的学习氛围差强人意。去年，我们学校的平均毕业成绩在全地区排名第一，远超国际学校的世界平均分，然而懒散、享乐仍然是这里的主题词。”包小娟说。

　　“上海最近开始整顿国际教育市场。一方面原因是最近十来年发展太迅猛，出现了不少不合理现象。据我们家长了解，一些国际学校打着公立学校的旗号招生，中间出现不少腐败和利益输送。”郑勇华说，还有一些国际学校管理失当、教学质量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源质量下降。学校招生不满，就会降低标准，为了盈利放任各类学生进来读书。好孩子进去了反而不能忍受不学无术的风气。

　　包小娟回忆，一次开家长会时，有位家长当场发飙，她问道：“我初中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为什么变这么差？”

　　答案是多方面的。“公立学校的老师比家长还急，一个班几十号人，老师并不是只关注特定的孩子，而是对每个孩子的一点点进步和退步都不漏过。但到了国际学校，孩子和家长的感觉可能就是没人管了。与此同时，这些不以高考为目标的孩子，一方面要参加高中会考，拿到高中毕业证书；一方面要拼命适应国际课程，争取被国外大学录取。孩子的压力非常大，可是他们一下子找不到学习国际课程的方法，有些孩子的成绩退步特别大。”包小娟说。

　　不少国际学校往往对外宣称：入读美国甚至世界前一百名学校的几率高达90%以上。这样的宣传语也成为一些家长选择国际学校的动力。

　　“进国际学校完全就是奔着出国的，除了家里有企业和不想出国的学生，成绩不好的学生就只能多花钱出国。”一名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学生毫不讳言。这名学生的家长在国内一所大学工作，因为对国内大学的某些现状存在担忧，于是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读高中，继而考取国外的大学。

　　去年12月，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编审范皑皑、深圳市教科院教授张素蓉、成都市教科院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史玉组成的课题组发布了《高中留学意愿报告》，其中显示，国际班学生作为留学群体的典型代表，有着更为突出的特征，学业成绩排名在26%至50%这一阶段的学生就读国际班的比例最高国际学校。这说明就读国际班的学生是成绩次优的中学生。

　　此外，在调查中，家庭年收入在50万元及以上的学生中，超过一半就读于国际班。由于我国目前国际班实行单轨制，就读国际班便不可以并且也很难再参加国内高考，所以一旦选择了国际班，也就相当于选择了低龄留学。

　　尽管出国留学的目的很明显，但对于国际学校宣称的“去国外都读名校”，不少学生认为有“过度宣传”之嫌。

　　“学校宣传得太过头了。在我们精英班，有同学的托福只考了很低的分数。”就读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国际学校的一名同学说，在学校高三最好的班级，一般只有一半的学生能考进美国排名前30的学校。

　　在包小娟看来，如果家长在选择国际学校前对国际课程完全不了解，只是因为孩子在公立学校太累，那么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反而是件坏事。

　　对此，瑛子的妈妈深有体会，“刚从公立学校转到国际学校时，孩子的英语完全跟不上节奏，只能补课。用了两年时间，我女儿才从国际学校的双语班转到完全的英文班”。

　　“在北京、上海的很多国际学校或国际班，学校为了保持高毕业率，会在学生毕业前一年劝退成绩不好的学生，或者让这些学生复读。但是，这些被淘汰的孩子只有出国这一条路可走。”一位母亲在某教育论坛上这样写道，她的两个孩子在北京某知名国际学校上学。这位母亲发帖说，“为了让孩子的成绩提高，我又急着给他找家教，教他SAT、TOEFL等。一对一的私人家教很贵，通过私人关系找到的是300多元/小时，通过机构找的需要四五百元/小时。儿子还得同时补好几门课，儿子出去补习一次，一两千元就没有了。走这条路的家庭，经济压力越大，对孩子的要求往往越高，家长的情绪也越容易失控”。

　　对于目前的国际学校“热潮”，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以上海为例，不少代表提出，教育本不应该是一个赚大钱的产业，我国法律也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必须是非盈利的。有些“贵族化”的国际(双语)学校，真正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才，而是瞄准了家长的腰包，把学校当成了摇钱树。这些学校的教师流动性大，良莠不齐，办学质量也可想而知。对于这样的“国际学校”，家长们应当警惕。

　　2016年11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显示，在缺乏有效行业监管与行业自律的现状下，我国国际学校滋生收费标准不一、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办学机制多元且权责不清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校市场的良性发展。

　　在《2016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发布方新学说传媒CEO吴越看来，国际学校作为一个复杂的教育体系，从宗旨、教学到招生、市场，都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治理结构、运营管理机制以及具体的操作执行系统。然而，现实却是受制于投资者与办学者的理念，在学校管理上存在较多的非标准化、家族式管理方式和机制。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修改决定将于2017年9月1日起实施。在有关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安标表示，此次修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并对两类学校做出明晰的界定，“还将依据分类制定相应的收费、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用地政策”雷竞技APP。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对国际教育行业的影响还需等待更多细则出台，不过目前国际学校存在的诸多问题既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同时也要靠市场调配、优胜劣汰的竞争等方式解决。

　　《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则建议，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要正视的问题，完善政府部门在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管与服务也是解决行业监管现状的途径。此外，合理配置本土教师、外籍教师和海归教师，是维持国际学校教学稳定、借助国际课程教学经验改革本土课程、实现国际学校长久发展的重中之重。

　　对于民办国际学校存在的乱象，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有观察，他认为，国际学校在监管上是有空白的，“民办的国际学校按照私立学校在管理。而在教育上，因为这类学校被要求要完成中国所有公办学校规定的课程，所以他们把课程列在课表上，但不会按课表教学”。

　　陈志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需要对国际学校进行监管，“首先要从法律层面重新定义国际学校，另外，也需要对相应政策进行调整，毕竟按照私立学校的监管标准，很多学校实际教授的课程体系是非法的”。雷竞技APP雷竞技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