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西医知识与体制的传入，传统中医的师徒授受逐步转型为新式院校教育模式。关于第一所新式中医学校的诞生，学界曾有不同观点。1920年，陈邦贤所著的《中国医学史》出版。该书以时间顺序列举了晚清新式医学校之概况，排在第一的中医学校是1903年京师大学堂所添设的医学馆。1935年，徐名山认为我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是丁甘仁于1917年所办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贾得道主编的《中国医学史略》与车离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均接受了这一观点。郝先中则认为，1904年杜炜孙创办的“绍兴医学讲习社”，是近代中医学校之发端。1980年，林乾良首先提出，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应是创办于1885年的利济医院学堂。该校的创办人是陈虬，地点在浙江温州瑞安。此后，这一看法基本成为学界共识。1988年朱潮所著《中外医学教育史》，1999年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和2016年朱建平主编《百年中医》等都沿用了这一观点。多年来，学者对利济医院的研究已逐渐增多，许多史实日渐明晰。但关于该院的名称及具体沿革情况，还未完全厘清。本文将就以上两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现有研究对利济医院的称呼十分混乱。朱潮、刘小斌和朱建平等称其为“利济医学堂”。200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特地在原址上建立了“利济医学堂博物馆”。他们认为，其创始人陈虬同时建立了治疗疾病的利济医院和培养人才的利济医学堂，医院附设于学堂之中。林乾良则称之为“利济医院学堂”或“利济医院”。他特别指出，利济医院之院字，即是学院、学堂之意，并非现在医疗单位医院之院。吴丹彤在2011年的论文中称呼其为“利济医学堂”，后改称“利济医院”，并认为这个“医院”不是现在人们熟悉的以旨在治疗疾病的医疗机构，而是用以培养医疗人才的教育机构，实质上正是中医学堂。那么利济医院和医学堂究竟是一个机构还是两个机构？若是一个机构，当时的名称是医院还是学堂，抑或是两个名称混用呢？

　　1884年，陈虬撰写《医院议》一文，提及自己正在创建利济医院。次年，利济医院正式建成，陈虬自任院长与主讲。可见，此时的医院与学堂实为同一机构，兼具诊疗与教育之功用。时人对其的称呼多为“利济医院”。现存瑞安旧址中还保留有当时乡贤孙衣言、薛雨辰的题字，正是“利济医院”。陈虬本人及其同事、弟子等亦称其为“医院”。如陈虬为该校编辑的教科书《利济教经》、《利济元经》等，都有“瑞安始创利济医院”等语。其为该校拟定的章程亦被命名为《利济医院习医章程》。时任温州总兵的刘祥胜追述，陈虬“尝于郡、瑞建两医院，署名利济，设科授徒，减润便民”。同事池志澂回忆，陈虬“建利济医院于瑞安”。学生杨逢春亦言，陈虬“手创永、瑞两医院，建设药房，教训生徒，以开学派”。

　　1895年，该院得到当地官僚宗源瀚资助，遂于温州城内（注：时称郡城）设立分院，“添置医局、学堂”。其中医局位于小高桥，学堂位于周宅祠巷，两地相距约500米。从两者的分立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学堂已独立出来，专门从事教育活动。也正是从1895年后，“利济学堂”这一名称开始出现。1897年，《利济学堂报》创刊于温州府前街石库墙内，并正式发行。这份报纸不仅被命名为“利济学堂”，还在其《报例》中说明“本报原出利济医院学堂”。陈虬弟子杨逢春也在回忆中多次提到“学堂”，如陈虬于1895年“在浙瓯创设利济学堂，广招生徒，训以中西一切格致医理”；自己于1899年“在利济医学堂肄业，主讲乐清陈蛰庐先生”。我们还可以从1895年之后的文献中看出，“利济学堂”与“利济医院”是一种从属关系。1901年，池志澂说到，1895年的时候他与陈虬一起“创办郡城利济医院，建药房、设学堂、开报馆”。《利济学堂报》也指出，“本医院创办学堂，原议广置分院，大兴医学”。该报纸刊登的各分销处，更能说明问题，“府前街利济分院本报馆、道前（笔者注：今广场路）利济分院大药房、周宅祠巷利济分院本学堂”。可见，报馆、药房与学堂均是利济郡城分院的下级机构。

　　总结而言，1895年以前，“利济医院”指的是瑞安城内集教育与医疗于一体的唯一机构，而未见“学堂”这一名称。1895年郡城分院创设以后，因医局、学堂之分立，“利济学堂”、“利济医院学堂”的称呼开始出现，专指独立于医局之外的学堂。“利济医院”在更多时候则变成了一个包含医局、报馆和学堂等多个组织的总称。虽然如此，我们还应认识到，此时学堂、报馆、医局和药房等的管理人员和经费来源等高度重合，彼此在功能上亦强烈互补。因此，笔者建议，在谈及近代第一所新式中医学校时，用“利济医院”这一称呼更为恰当雷竞技APP。它一方面更尊重历史语境，另一方面也更能体现学堂、医局、报馆和药房等组织相辅相成的完整性。

　　利济医院创始人陈虬本是儒生，与汪康年、蔡元培等人均有来往。在维新运动创学会、立学堂、办报纸的风潮下，他与陈黻宸、何迪启等一起创办了利济医院。随着陈虬等人离世，利济医院于清末年间停办。其发展沿革大致分为以下3个阶段：

　　1885年瑞安利济医院。1885年，利济医院在瑞安城东扬衙里（今公园路）建成。陈虬提及，其建设医院的初衷在于，医道贵精，“然非幼学壮行，则技必不专，而实非建院以督之不可”。除二陈以外，该院的创始人还有雷竞技APP何迪启、陈葆善，陈虬任院长并主讲。该院经费来源主要是自筹及社会捐助。在自筹方面，医院采取了股份制。全院分为10股，陈虬6股、何迪启2股，陈黻宸、陈葆善各1股，若有盈余将按比例提还股息。各人若想将股票售出，也“只准售赠院中同事以及本家”。刚刚成立的利济医院是一个集门诊、病房与教学于一体的机构。1888年，利济医院又新开设了药房。

　　1895年利济郡城分院。1895年国际学校，该院得到当地官僚宗源瀚的“助银两百元”。于是，陈虬与陈黻宸、池志澄等又在温州城内设立郡城分院。这一时期应是利济医院发展的高峰。在规模建置上，郡城分院分设了医局、药房、学堂和报馆4个机构。其中医局负责诊治病人位于小高桥，药房位于道前（笔者注：今广场路），学堂负责培养医材，位于周宅祠巷，报馆则是1896年新设位于府前街石库墙内。另据《利济学堂报》所刊登的分销处显示，当时利济医院除了有瑞安总院、郡城分院外，还有一永嘉瞿溪分院。陈虬指出，医院培养生徒的宗旨是“道济群生，泽衍万世”，不仅要求学生在医术上精耕细作以救死扶伤，更希望诸子弟博览群书、经世致用“方不失上医医国之旨”。学生被按照程度分为3班，被逐次升级，这有点类似于北宋太学所创建的“三舍法”。1897年，陈虬还撰写了《利济医院习医章程》，对学生入学、读书及毕业等各方面做出了详细的安排与要求，与前一时期相比，显得更加成熟细致。为保证教学质量，医院原则上要求进行全日制授课，即“五年之内眠食皆当在院，以便督课”。该院还制定了《利济医学堂教条》，对学生每天的作息时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1898年后，因受到雷竞技APP戊戌政变的影响，陈虬不得已“罢学堂，闭报馆，云散二百徒”，只留下了负责诊疗的药房、医局等设置。有人事后回忆，利济医院“历办十有余岁，亏折六千金”。

　　1901年两院分离。1901年，陈虬发行利济医院股份票，准备以一己之力整顿医院。在重新划定股权后，瑞安利济医院的药房、院产归众轮流管理；郡城利济医院则归陈虬独办，与瑞院无涉。自此，陈虬继续在郡城医院收徒，并于1903年创造了瓯文新字，要求学生学习。但不久后，陈虬就于1904年元旦去世，郡城医院已无法在开办下去。瑞安医院方面，虽有药房等院产，亦坚持诊疗疾病，但已不再招收学生。陈黻宸在1906年11月7日给其弟弟陈侠的信中写到，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欲来温州瑞安就医。陈黻宸却担心岑春煊若真来到瑞安，见到医院建置简陋，又无学堂，反而不妙。大约在1907年至1909年间，陈黻宸与吕文起、陈葆善、池志澄等又商议在瑞安医院原址上建立温州中医学堂。并欲请余太史为医学堂监督，因陈黻宸认为“医学堂事体重大，非有大声望人不足以破群议而招众助”。可惜，温州中医学堂的影响并不大。1909年5月，创办人之一的陈黻宸在信中提及，医院过于简陋，也许并不能办好，劝自己的侄子陈孟聪“作旁观可也！”另一位创办人池志澄也回忆，医学堂“不意又为二三偾事者所败”。1916年、1917年，陈黻宸、陈葆善等利济医院创办人也都相继去世，“不但郡城医院岌岌欲坠学校资讯，而且瑞安原有之院亦相形无起色”。至1920年，瑞安医院被重新整理出来纪念诸位先生。利济医院历经20余年，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招生、教学体系，编撰了大量新式教科书，并开始探索中医学科建设，更是开创了刊学相辅等新的教育模式，从各个方面讲都具有极强的开创意义。其培养的学生，共300余人，如陈葆善、陈侠、张烈、池志澂、杨逢春、蒋瑞鳞、胡鑫、刘玉如、季腾、程云济、郑缉甫和郑叔伦等都颇具医名，在浙南、闽北一带有很大影响。1931年，永嘉中医公会成立，在这一中医师的职业组织中，利济医院的毕业生占据了很大比例。

　　虽然利济医院的存在时间不长，但作为近代第一所新式中医学堂，其开创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为后来的中医教育发展、中医院校模式创新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镜鉴。（作者：成都中医药大学 孙黎）

　　嘉宾：杨仁池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栓止血诊疗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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